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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防控中，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。社会治理是治理的重要方面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需要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 当前，社会治理领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：村（社区）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前线，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，重心如何下移，力量如何下沉？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，身处服务群众第一线，如何提高基层干部法治素养，如何给基层干部松绑减负？社会组织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一环，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，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？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新技术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强大助力，数字治理给社会治理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，又将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…… 为此，本报推出“对话社会治理”系列报道。本期围绕村（社区）治理，邀请基层工作者、学者专家等，讲做法、谈经验、说问题、提建议。 ——编 者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，村（社区）等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基层基础的重要性。村（社区）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，如何打牢村（社区）的治理之基，如何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，让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健康、微循环畅通？记者约请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，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檀木桥村党支部书记罗森，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柳春英一同讨论。 各方面力量深度整合 人不分你我 事不分内外 记者：疫情防控工作中，社区承担了大量工作，处理了很多琐碎的问题矛盾，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。有一些社区工作者反映，社区也面临力量不足、资源有限、多头管理、责任过重等问题。如何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倾斜、下沉？ 柳春英：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社区是传统的老旧小区，一共有居民1469户，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户，服务、管理难度很大。近年来，海淀公安分局开展派出所警务工作改革，推动警力下沉，社区民警兼任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，从过去“到社区”变为“在社区”，大大充实了社区综合治理力量。 比如，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，社区民警王书祥和居委会干部从春节开始就没有休息过一天，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。我们会同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，广泛发动党员、物业、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，开展小区封闭、敲门入户、走访排查、健康宣传等工作。王书祥发挥社区民警“穿警服的副书记”作用，组织警务团队担当社区力量的“发动者”，防疫工作的“督导者”和突发情况的“处置者”，确保了社区疫情防控秩序稳定和各项防疫措施安全顺利开展。 从我们的工作实践看，解决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不足等问题，要靠“上下牵动”“左右联动”，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层的力量，形成服务社区、服务群众的合力。目前，北京推广了“街乡吹哨、部门报到”“接诉即办”工作机制，社区依靠这一机制解决了不少难题，其中不少都是像老旧小区停车难、违章建筑拆迁这样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 我们感觉，在社区组织发动和服务管理上，仅仅靠社区组织的力量远远不够，各方面力量要实现深度整合，人不分你我、事不分内外，想群众所想、急群众所急，这样就能将服务与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。 刘鹏：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，比如社区干部普遍工作强度大、心理压力大、问责风险高，很多干部都是“5+2”“白加黑”连轴转。此外，一些地方将很多事务性工作交给社区完成，又缺乏创新手段和科学管理机制，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、督查，没有精力为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，导致社区工作悬浮于群众需求之上的问题，像“填表抗疫”“材料抗疫”等形式主义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。 要有效解决服务和管理不到位问题，还是要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，充实基层力量。首先要推动人员下沉，在干部配备等方面可考虑多向基层倾斜，让新进公务员到基层锻炼，为基层配备更多的大学生村官、选调生等。其次要推动经费下沉，各级财政可以设立村（社区）工作专项经费，明确规定人均配备标准，推动上级政府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支持基层村（社区）。最后要推动权力下沉，不断加强对村（社区）的赋权放权力度，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权责清单，鼓励基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需求探索创新。 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 管好自家人 办好自家事 记者：农村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。相对于城市，农村在资源、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，在实际工作中，农村治理有哪些好办法？ 罗森：这次疫情突如其来，我们村两委没有等待、观望，而是积极发动群众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，管好自家人、办好自家事。自家管好了，村子就不会出问题；村子管好了，才不会给社会添乱。 面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，刚开始，一些村民不理解，有侥幸心理、抵触情绪。比如我们劝说一位村民取消筹备了很久的婚宴，他愤愤不平，几次跟村干部理论。后来，我爷爷不幸去世，我严格执行村里规定，没有举办任何仪式。有村干部带头，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刚性，也就没有怨言了。 农村是熟人社会，道德制约对农民的影响很大。有一次，村民陈某想出村办事，驾驶摩托车路过“劝导点”时，不仅不配合执勤人员测量体温，还强行冲卡。我听说后，赶紧到现场，对陈某说，疫情这么厉害，设“劝导点”也是为全村人的安全着想，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就把你写到“批评栏”里，让全村老百姓都来评评理。陈某一下子就冷静下来，不仅主动向执勤人员赔礼道歉，后来还积极参与到村疫情防控巡逻小分队中，成了巡逻队员。 刘鹏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。这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模式的系统概括。檀木桥村的做法就是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，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。 不过，我们也发现，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短板。比如，一些地方农村治理体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，村民参与自治的渠道少，依靠自治来解决问题成效有限；一些村党员干部的依法治理意识较为淡薄，还是高度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工作，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供给不足，通过法律渠道化解基层矛盾和纠纷的比重偏低；基层德治工作开展则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于内容、缺乏具体抓手、难以深入人心等问题。 要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的“三治结合”，首先要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，降低参与成本，通过自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，从而提升村民参与热情。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，依法管理，加大对基层法律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，让基层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。在德治方面，要着重发现群众身边的道德楷模，挖掘自家门口的先进事迹，让德治功能得到更好发挥。 全员参与才有生机活力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记者：从过去的单位、队组，到现在的村、社区，我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和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，村社区治理在机制体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？应当如何完善？ 柳春英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，基层治理的重点还是要实，但凡工作中有半点虚的假的，马上就会出问题、出危险。 疫情期间，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居委会、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、街道支援干部、党员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186人防控团队，做实社区人员情况统计、做强社区封闭管理、做好社区居民便民服务，确保小南庄社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。正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工作、踏踏实实的作风，让我们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，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出乱子、捅娄子。 大家都喜欢说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我认为，基层这根“针”应该成为“钢针”，用更实的作风、更实的方式，把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，这样才能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。 罗森：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农村能不能管好治好，关键要看村两委，看村支书、村委会主任是不是坚持法治，是不是样样都能依法照章秉公办事。村干部办事依法、公道，老百姓自然服气、支持。 我们檀木桥村地处城郊接合部，每年都有征地拆迁的问题。谁拆谁不拆、拆的有多有少，里头矛盾问题大着呢，一点没做好就可能闹起来。为此，我们开设了农民夜校，向村民们介绍拆迁项目、拆迁面积和补偿金额等，还安排了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，为被拆迁户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坚持在拆迁补偿上严格依法办事，一碗水端平，先后完成了120户、近200亩的土地征用，没有发生一起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。 依法治村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不用村干部招呼，乡亲们都会跟我们走。这些年来，我越发觉得一个村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，需要大家共同经营，只有将全体村民都动员起来，农村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。 刘鹏：近年来，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也存在一些短板，例如权责不对称、行政化倾向、治理资源匮乏等。需要进一步强化村（社区）治理机构的自治属性，加大对村（社区）治理的赋权放权力度，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设立专门的行政事务分支机构，从而把村（社区）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，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社区治理、服务群众上。 在村（社区）治理的主要方式上，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应用程度也有待提高，既要发挥过去群防群治、网格化管理的优势，又要广泛应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高科技。
此外，还要鼓励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来弥补村（社区）基层组织服务短缺的不足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提高村（社区）服务和管理的质量水平。 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0年03月26日 19 版） |
